凯鲁亚克与“垮掉的一代”

  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个4月里,凯鲁亚克用一部打字机和一卷120英尺长的打印纸完成了《在路上》。在这前后20天日子里,杰克的房间里除了打字的声音以外,就只剩下半空中飞扬的情绪和思想。

  凯鲁亚克几乎一夜成名,他被封为“垮掉派之王”,但酗酒的毛病也愈发严重。名声或许成了凯鲁亚克最大的负累,他在书中说:“在尘世中默默无闻的人要比在天堂上声名显赫自由自在得多,什么是天堂?什么是尘世?全是些虚无缥缈的想象。”自此他经历了声名显赫与纸醉金迷的最后一段日子。

  凯鲁亚克是一个时代的象征,但并不代表那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。他作品的文学成就远不及他文本的文化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。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,那么《在路上》的出版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。

  小说主人公为了追求自由个性,与几个年轻男女随便找个借口就上路了,他们沿途搭车或开车,几次横越美国大陆。一路上他们随心所欲,寻欢作乐,高谈东方禅宗,吸大麻,玩女人。走累了就挡道拦车,夜宿村落。书中的人物不停地穿梭于公路与城市之间,每一段行程都有那么多人在路上,孤独的、忧郁的、快乐的、麻木的……纽约、丹佛、旧金山……城市只是符号,是路上歇息片刻的驿站,每当他们抵达一个地点,却发现梦想仍然在远方,于是只有继续前进。

  在聚众旅行的狂欢中,几乎没有道德底限。在这种混乱、亢奋而筋疲力尽的得过且过的状态背后,背后蕴涵的人生价值拷问远没有它的语言那么轻快。《在路上》里的人物实际“寻求”的是精神领域的超脱。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,沿途寻找刺激,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。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,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。

在路上,在中国

  《在路上》问世这一年,中国人并不知道,几年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《在路上》的节译本,由黄雨石、施咸荣合译。这属于“文革”前的“内部参考”书。这些封面或灰或黄而被称为黄皮书、灰皮书的外国作品,通过各种方式被“偷运”出来,在知识青年中流传阅读。

  1990年华东师大研究生陶跃庆、何晓丽译出《在路上》,1998年文楚安译的《在路上》问世,它们相继在中国文艺青年并不平静的心湖中激起了涟漪。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了由王永年翻译的《在路上》的新译本。当初,凯鲁亚克从东方禅宗中汲取返璞归真的原生态;如今,中国青年则羡慕其叛逆的行径和无所谓的决绝。

  地下诗歌运动———无论莽汉主义,还是口语派,多少都受过“在路上”和“垮掉的一代”的影响。其中海子的死则更是一种“在路上”上的终极追求。孤僻、不懂交际、无法融入现代社会、爱情路上坎坷等,都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原因。海子内心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呢?他呕心沥血经营起自己的诗歌王国,最后又以血肉之躯来祭奠。深层的哲学原因是什么呢?海子是一直“在路上”,在路上,在朝觐诗歌圣殿的路上,走上了一条类似天梯的路,在新的路上继续跋涉。

  年轻的崔健那时背一把破吉他,裤脚一高一低地吼出:“脚下这地在走,身边那水在流,可你总是笑我,一无所有……”(《一无所有》)他那强悍而沙哑的歌喉喊出了一代人的迷惘,他掷地有声的疑问立刻被丢进了一个易燃的世界。“我要从南走到北,还要从白走到黑”(《假行僧》),这种随性所至和漫无目标的奔走,成为一代人的理想宣言和精神缩影。

  后来许巍把自己的专辑命名为《在路上……》。《在路上……》的封面用的是许巍早年的照片,那个有阳光的日子,他背向墙壁,凝视远方,游呤诗人般,在时光和音乐的路上漫步。许巍的“在路上”代表过程或者自由,通向被我们称之为理想和爱的远方。

  先锋小说家们也共同对《在路上》做出模仿。对流浪生活根深蒂固偏爱的马原,就在一个神奇色彩浓郁的路上,用人生最关键的七年行走,并写了寻找彼岸的《零公里处》。余华成名作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中,只截取“远行”路途中极富隐喻的一个断面,浓缩表现了青春之旅的渴羡、期盼和迷惘的复杂心情。苏童也写了一个短篇———《一个朋友在路上》,描述了一个朋友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了西藏,但他并非是受了什么刺激或出于某种高尚动机,只是理想是“在路上”,而且是永远在路上。

(子乌注:该版本为陶跃庆 / 何晓丽合译的,网上虽然流传甚多,但是往往张冠李戴,冠以王永年版或文楚安版,多方验证后译者应该无误,特此说明。另:有人说该版本为『净版』,这个问题我不清楚,据陶自己说不是,我想他本人应该还是有些发言权的吧。再另:网上流传的版本都是有6部分,可是我看英文版只到part five,一直很奇怪(我只翻阅……),在一次巧合中,我发现,中文版的前两部都是一样的内容,这样就可以和英文版对应上了,不知道最早的电子版是谁制作的…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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